1、收入还比不上老公交的税这个副局长我不干了 湖南85后美女副局长辞职重找工作收入还比不上老公交的税
这个副局长我不干了：25岁硕士毕业，入职便担任县人社局副局长，5年的公务员生活，“黄局长”黄艳改变了很多。
连日来，提交了辞职报告的黄艳穿梭于长沙的大街小巷，连续投出4份简历后，她已正式开始转型。日前，湖南发文允许党政机关人员辞职创业。5月12日，黄艳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辞职经历。“既然不满足，想创造，干吗不出来，自我转型？”黄艳说，公务员本身就是一种职业，完全可以辞职，选择更合适的。25岁硕士担任副局长。1985年出生的黄艳是常德桃源人。
2010年，她从云南大学硕士毕业。当时，湖北宜昌市从研究生中公开招聘科级干部，黄艳参与了考试。3000人参与选拔，最终200人上岗。经过一轮轮筛选，黄艳最终到宜昌市秭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任副局长。5月12日，记者查询秭归县人社局官方网站，其领导班子成员及工作分工一栏，仍有黄艳的名字。网站显示，黄艳任党组成员、副局长，主要协助党组书记、局长抓好全面工作，具体从事录用调配、军转干部安置工作。记者联系同在宜昌市秭归县人社局任副局长的周险峰时，对方表示，黄艳工作突出，为人处世都很有技巧，起点高，有前途。他说，黄艳已经提交了辞职报告，相关领导还专门做了挽留工作，但最终还是决定尊重其选择。
黄艳回忆，2010年底刚上任时，她才25岁，连人社局的具体职能都不太明晰，会上不敢发言，与人交流时谈吐羞涩，“极不熟悉官场生态”。干得好好的为啥要辞职这样一个基本适应了环境的副局长为何要选择辞职？黄艳将其归纳为“自我的一次转型”。她说，基层公务员待遇低，晋升途径狭窄，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对于收入，黄艳给出了一个大概的数据，一个月的工资是2000多元，算上各种福利，每年拿到手的钱大概是五万到六万，“没有隐性福利”。
她说，自己的工资，与从事IT行业的丈夫相差甚远，甚至比不上他交的税。然后必须提到的是应酬。黄艳说，在八项规定出台之前，她曾经一周外出应酬多次，有时半夜回家，吐得昏天暗地。黄艳说，最近一段时间，圈内很多公务员对工作环境表示不满，但真正离职的却很少。“他们只想着得到的少了，却没想过自己到底创造了多少效益。”她说。
2、公务员5年，去年辞职了，说说我的故事 由 daskasyas 发表在虎扑篮球·步行街
我来讲一下我的故事。
我今年29岁，毕业五年。本科是某985的土木工程专业，研究生读的会计。毕业后顺应父亲的意愿考取了我国西南省份非省会地级市比较重要部门的gwy，工作中考取了注会、一建，造价师。去年11月正式辞职，目前在家乡某建筑企业做工。gwy时第一年应发2100元左右，到手1800元，最后两年每月工资应发3250元，到手2800左右，单位补缴公积金360元。现在把证全部挂出去，加上手上的工作，不算奖金一年收入17w。虽然离开了gwy岗位，但是我还是非常想念那时的生活，同时对那些仍然抱有梦想，继续奋斗在基层第一线的jrs表示敬佩。我的辞职主要是有以下原因：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原因，生活窘迫。因为只工作五年，我不能讲对这个行业十分熟悉，我只能讲，在这五年中，灰色收入非常少，我不明白一提到gwy就有人跳出来讲灰色收入，就我所知，灰色收入对大部分gwy来说是极少的。福利是一年一年的减少的，直到去年，基本就没有了，而且福利基本就是月饼和蔬菜，其他都没有，就这样，去年的月饼也没有了。没有加班费，没有车补、油补，每月电话补贴60元，没有年终奖，没有年底双薪。我在gwy所在地找了本地女孩结婚，因为双方家庭都很普通，凑钱付了首付，买了房，每月除了公积金还要负担将近1000元的房贷，我妻子和我工资差不多，在没有孩子之前，我们每年都存不下钱来，每月到5600元，房贷1000元，租房550元，吃饭在周六周日吃老婆家的情况下每月1800元（包含同事聚餐等），随份子300元，买书、各种杂费每月300元。因为工作地点离家很远，我又是独生子女，每年必须回家一趟，因为工作忙，年底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等时间确定下来根本买不到火车卧铺票，买机票时折扣也很少，我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坐24小时硬座回家，但有了老婆还得坐飞机，两人回家一趟来回6000元，过年过节给各自父母买的礼物留下的钱6000元。到我辞职时，俩人银行存款加起来2200元。说实话，人的思想改变是被某个点改变的，今年5月，我的妻子怀孕了，我突然发现我好像负担不起孩子生活的费用，我没有能力给他一个好的起点。我想给他买婴儿车，去商店看到每台大约1000元左右的价格时真的很难控制情绪；每次带老婆去检查，因为没有汽车，只能公交或电动车搭她过去，夏天还好，冬天时看她被冻得不行，十分自责；去年因为要辞职八月十五回家和父母交流（五年来第一次在家过中秋），父母说等他们退休了就再找活干，帮我们养孩子，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我在工作中经常与社会的事务所交流，发现他们的水平也不一定比我高，但是赚的钱完全不一致，男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担负起家庭的重担，不仅是自己的，连着双方父母的也要一并挑，所以向生活屈服，是必要的。
第二是来自工作和舆论的压力。对于省一级的各个部门来讲，他们的人员年轻，知识储备充足，业务科室划分清晰，每年的任务分解到省，他们可以很明确的分配任务。但是到了地市一级，人员结构老化严重，年轻人少，年龄大的做不了工，经常是六七个年轻人做全部的工，而到了县级，则更为严重，基本就是两三个人做全部的工了。做工和升职没有关系，做工和工资也没有关系。所以老油条去做自己的生意或者推给年轻人，会拉关系的去拉关系，有钱的对于这份工作也没热情，只有屌丝才会玩命做工，白加黑，五加二，完成了发现结果和你没有任何关系，荣誉不是你的，也没奖金，做着做着就累了。舆论是另外的一方面，媒体只是抨击gwy的某些黑暗点，，很多人接触到了一小部分不称职的gwy就开骂，更多的没有接触的没有分辨能力的就以点带面黑化的所有gwy，而这部分人的依据是我亲戚，我朋友等等。而所有的这种辱骂的话，对于之前那些人的影响都不大，对我等屌丝尤其做工的人打击很深。
第三是梦想，粉碎。Ps：我原本以为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我的父亲，毕竟选择这个职业是他的心愿，得知我的想法后，他却很赞同，时代在变，让孩子过的更好是最好。Pss：像我这种异地gwy，我认识的7成选择了离开，另外3成不知道坚持到几时，同期来的9名研究生，加上我走了7个，剩下两个一个是本地的，另外一个嫁了当地老板。最近两年招收时也不再招收研究生，留不下来。去年年轻gwy离职率上升，八成是我这样的屌丝。
3、城建系统副科级干部辞职：
刚刚辞职的时候，毛平有些不习惯，“忽然之间没上级、没束缚了，不知道向谁汇报”。
辞职之前，毛平已经在东部某市的家乡做了十多年的公务员，是城建系统内的一个副科级干部。这份职业曾带给他体面、安稳的生活，近年来，他的想法产生了一些变化，收入偏低，晋升无望，在体制内要做点事情又很难，最终毛平选择了离开，“最起码收入会翻很多倍”。
毛平心中，值得怀念的公务员黄金时代还要追溯到他刚刚考上公务员的时候。那是2002年，当时的毛平已经在一家改制后的央企里工作超过10年。因为历史负担重，企业的收入很低，看着一茬茬的年轻人学会技术就选择离开，毛平觉得前途无望，于是回老家考了公务员。
“选择考公务员的时候就是考虑稳定，那时候考上公务员大家都很羡慕。”虽然是从北京回到地方，毛平的收入却不降反升。他在北京的时候年收入六万多元，在老家，算上各种福利补贴，还有招商引资的奖金，一年能达到十几万元。
公务员的工作让毛平过上了安稳而体面的生活。考上公务员的第二年，毛平还解决了副科级待遇，并很快买了房子，体制内的身份也让他觉得很有面子。虽然2008年的时候，阳光工资开始实行，诸如招商引资奖金这样的收入被砍掉，但与金融危机中的企业相比，公务员“安稳”的生活还是让人觉得踏实。
2013年开始，事情起了变化。“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公务员的隐性收入减少，强力反腐也波及了毛平所在的城市，这个经历过大拆大建的城市，数名重要官员落马，城建系统看上去变得有些危险。
毛平算了算，自己如今的年收入加起来只有8万元左右，提拔似乎也没什么指望。
先行者不断出现，2013年年底，毛平提出辞职，没能成功。2014年5月，毛平又一次提出辞职，这次他终于成功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几岁了，再晚一些，真没有出来的必要了”。
4、法官的困惑，任明是10年来他所在法院第一个提出辞职的副庭长：
相比其他公务员岗位，司法系统的公务员，尤其是法官，正持续出现较大数量的人员流失。2014年年初北京两会期间，北京市高院曾介绍，5年来北京法院系统有500多人辞职调动离开法院。2014年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两高报告时则指出，5年来，上海法院每年平均流失法官67人，2013年达到了74人。而另据上海市高院统计，2014年上海流失的法官人数增加到了86人。
任明算是庭里的业务骨干了，去年，他一个人办了100多件案子，带着合议庭3个人，一共做了大概300件案子。每天加班工作10小时以上，没有完整的周末几乎是他的工作常态。
与之相比，同在一个城市的律师，一年正常办案的数量也就是十几件。能办到30～50件的律师，就算是工作量很大了，而这样的律师通常会配备五六个助手。
繁重的任务对应的收入却并不算高。我国法官的收入目前仍然是参照公务员体系，按照行政级别来定收入。
任明说，在当地，一个成熟法官“非常轻松”就能在公司找到年薪30多万元的工作。而任明辞职后，可预期的收入起码要比现在多加一个“0”。
当然，收入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任明也明白，无论在哪儿，大牌律师的收入肯定都高于法官，而法官们更多的是从职业荣誉感中获得满足。
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司法去行政化、司法去地方化、司法人员精英化被视为改革方向，任明说自己其实很看好这次改革。
虽然改革对所有法律从业者都是很有利的，但任明觉得，体制内的改革掣肘太多，反而律师会先享受到司改的红利。他也注意到，虽然所在城市还没有法官辞职，但北京上海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法官离职潮。任明觉得，这或许是一个信号，说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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