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父母均为教龄超过30年的退休教师，两个儿子外地发展，均事业有成。
这日子何时是尽头
我母亲2005年10月被确诊为肺部肿瘤，当时只是在1B期，后来的手术很成功、顺利。但2007年，检查发现还有脑部肿瘤（无法判定这是肺部肿瘤的转移还是原发），病情急转直下，2010年4月，我母亲去世。
从确诊到去世，一共四年零七个月。这场灾难，不仅仅是失去了母亲，它对我们家每个人精神甚至健康的打击都是难以言传的。经历这场变故，父亲、我和哥哥三个人恐怕是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我家家境还好。父母都是教龄30年以上的教师，而江苏省对教师有极好的待遇。我舅舅是个掌握实权的地方官，为治病而打点的各种礼物几乎都由他包办。我和哥哥的收入也不错，母亲治疗期间，哥哥甚至有财力买房子。四年零七个月期间，我们家没有感受到母亲患癌症带来的经济压力。
我母亲喜爱运动，能歌善舞。她刚退休时还笑言，“我踢毽子、跳绳能比过你们爷仨。”退休后，她在老年大学练习健身操、老年舞，还在市内参赛、拿奖。妈妈嗓子清亮，60岁时语音还仿佛30多的人，常在傍晚空闲时捧着简谱哼歌。她做过30多年教师，她爱读书，内心情感十分丰富。我外公在“反右”期间被送进监狱，她很早就承担了生活重担，从未对艰难示弱。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四年病痛折磨下，一点点没有了原来的样子，甚至变成一个陌生人。她最后两年多的生命状态令我痛不欲生。
从2007年开始，母亲的行动、言语能力逐渐衰退。先是左肢渐渐无力，没法正常运动，走路也有点跛；接着她写字不如往常的工整、秀气；再后来，右肢开始衰弱，然后她语言能力大不如前。2009年4月底，又遭遇肺部栓塞。整个身体状态从此急剧下滑，再无法生活自理，最后连进食都需要食管。这个过程中，她语言能力也逐步从吐字不清，无法讲长句，到临终前两个月说不出话。
与行动能力同步丧失的，还有一个人的尊严。她是个一辈子对自己形象严格要求的人。她甚至在丧失行动能力之后，很长时间都拒绝接受父亲之外的人服侍她大小便和擦洗身体。最初，她对衣裤被弄脏极为敏感，但接下来，得在别人注视下放屁、打嗝、大小便，要适应别人喂她饭、喂她药，有时饭可能喂不到位或是流出嘴角，都要忍耐，最后是连忍耐都没有。不知什么时候，她的眼睛开始失神，对尊严这个奢侈的概念渐渐麻木，后来到了鼻饲这一步，除了四年多来时刻在旁照顾的父亲，没有亲人能接受这残酷的一幕。
每个人心目中的母亲，都是完美而神圣的，癌症的残酷就在于，无论多么美好的生命，都会在走到尽头时，一点点剥去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东西，在亲人面前一点一点撕得粉碎。每个有此经历的人，恐怕最不愿面对、最不愿提起的，就是这一幕吧！
我父母从小就青梅竹马，癌症不但摧毁了我的母亲，也摧残了我的父亲。我父亲是很有主见、很有忍耐力的人。大饥荒时期，父亲家一年中死了五口人，正读初中的父亲成了顶梁柱。母亲患了癌症后，父亲不但决心一个人把照顾病人的重担承担下来，而且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父亲对母亲照顾得很细致。母亲原来很胖，虽然病后很快消瘦，但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没有两个人几乎无法搬动她身体。长期卧床的病人最怕的就是褥疮。但是，母亲始终没有生褥疮。最后一年，为了不让母亲生褥疮，父亲几乎每两个小时就要把她翻动一次。因为不放心由护工定时翻身，他一直亲自陪伺陪睡来做这件事，为此长年不曾睡过一次整觉。
有一天，父亲看到母亲背后有青斑，赶紧送往医院。医生说不是褥疮，父亲如获大赦一般打电话报喜。他说，褥疮无法医治，只能越来越恶化，人会变得很臭，一旦病人生了褥疮，医院就根本不收治了。
家里有长年卧床的病人，要请护工是件很难的事。不完全是钱的问题，还有所需要的技能和耐心。我父亲请的护工，最长也没有超过半年，女护工使不上力气，但又不能请男护工，活儿始终在父亲一个人身上，没有替手。
这是难以想象的苦役。当母亲逐渐不能言语甚至不能眼神交流的时候，不知道父亲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曾提出辞职回来照顾母亲，他一口拒绝。我有不多的陪护经历，多少能感受到陪护癌症病人是件多么折磨精神的事。记得有一次母亲的病房邻床是位脑瘤患者，夜晚没有片刻停息的痛苦呻吟，让我完全无法入睡，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忍受下来的！
父亲原本是很耐心、很有教养的人，但陪护期间，他变得脾气暴躁。我相信他对命运有无穷的委屈，无处诉说。因此，当我们出现在他身边时，就会成为他的出气筒。对此，我们当然只有忍耐，但有时会怨恨他对母亲的急躁，并为此和他口角。我每年只有几次假期，看不到这种辛苦已是父亲的常态，至今回想起来，心里仍充满对父亲的愧疚。
任何家庭面对这样长时间的煎熬，亲人间都会经历艰难的情感调整。对后来丧失行动能力，甚至和我们几乎没有情感交流的母亲，接受不了现实的哥哥有一次竟哭着说“我只当她已经死了”。为照顾母亲的事，我和哥哥争吵过，彼此怨恨过。其实，在母亲的最后时光，他曾把工作换到了江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除了体力上的消耗，这更是一场精神炼狱。中国缺少临终关怀和社会心理慰问的民间组织，这个时候，宗教信仰就成为患者和患者家属强大的精神支柱。病友里有很多基督徒，信徒的互访，往往比亲人的到访更频繁，对病人的精神镇定作用似乎也更明显。很快，父亲就成了信徒。
癌症对一个家庭的拖累和打击，非经历者不能想象。每次回去，父亲都明显比上次更老迈，当然，母亲也变得更陌生。原本健壮、精干的父亲完全呈现老态，头发斑白稀落，神经衰弱越发加剧，还患了胃病。实际上，他一度怀疑自己患了胃癌，还跟子女交代财产。当时，他甚至想到，如果真的得了癌症，就打算和妈妈一起去死，“走得干净，不拖累你们”。
2009年新年，我给父亲发短信祝新年好。父亲打来电话，一阵压抑的哭声后，他只哽咽着说了一句话，就挂断了电话：“这日子何时是个尽头啊？！”
今天，父亲有了老伴，我和哥哥都为他开心。但我们每个人在心灵深处经历了一场剧变，我说不清是什么。它肯定深刻改变了我对生命、对生活的看法。我开始从内心拒绝体检，开始深信人应该糊涂一点活、糊涂一点死，绝对不要在医院里查病、治病，如果得了大病就直接死掉好了，不要用治疗来延长无尊严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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