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方向都是黑暗
《凤凰周刊》2012年22期 《凤凰周刊》 黄章晋 李光敏 李光 路琰
【内容摘要】本刊编辑部曾有三位同事的家人因患癌症去世，他们家庭情况各不相同，与死神的抗争过程也完全不相同。外人可见的，只是这个家庭所有成员工作、生活被完全改变，只是亲人逝去的痛苦和巨额的医疗费用，而生者精神和心灵上的特殊创伤，外人无从体验，而亲历者又绝不愿意诉说。对他们来说，曾经的记忆，往任何一个方向都是黑暗的。
以下，是根据口述整理出的三个故事（注：当事人姓名及家庭信息做了必要的保护处理）。
A父亲是退休干部，母亲是退休工人，家住西北某省区，A家三兄弟在内地工作。
你别无选择
父亲去世仅一年半，许多记忆已经模糊，如何联系医院、如何陪护、如何安慰，甚至如何办理丧事，细节几乎都被遗忘，但我们整个家庭因父亲患癌症而被彻底改变。或许每个普通家庭在历经这种折磨后都会如此。
从2008年5月的一个晚上说起吧，具体时间已记不清了。当时我正在家玩网络游戏。那些天，我们一个游戏玩伴的父亲得了癌症，他不能继续玩游戏了，理由是家里没什么钱，他能做的就是带父亲去几处名胜古迹看看。听那意思，旅游一结束，他父亲就回家等死。
当时我生活无忧无虑，女友正和我商议着结婚，我也在盘算着如何向家里开口要钱。对那位不幸的玩伴，我表面一番安慰，内心则有几分鄙夷：“要是我，砸锅卖铁也得治。”
那晚，母亲来电，婉转告诉我父亲查出癌症的消息。
父母在我的鼓动下来到北京，带着仅有的8万元存款。其实我当时并没想清楚怎么办，只是相对六神无主的父母，我态度显得更坚决而已。在这个家里，我是最小的儿子，一直没有话语权，从没有任何事要我操心。
“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听了我对直肠癌、即将入住的肿瘤医院，以及医院里子虚乌有的熟人天花乱坠的介绍，父亲冒出这么一句话。但我的那套说辞只是出于对他们的安慰。
我不知如何接话，巨大的压力使我在那天接下来的时间里沉默寡言。
首先是巨额的治疗费用。
和很多北漂一样，我没攒下钱。为了让父母住得舒坦一些，方便去医院，也方便我上班，我说服了同在北京的大哥，咬牙在一号线地铁附近租了一套两居室，父母来了以后，我拉着女友搬进了3平米的书房打地铺。
我对癌症的花销没有准确概念，只知道治疗癌症这个理由很难借到钱，但我还是借到了3万元。我告诉父母，这是我的存款，“不够还有！”母亲表情痛苦地不断和我计算，“你爸单位不错，这次说了，能报销的比例很高，一报销钱就可以给你，你还要结婚。”
其实，在得知父亲得了癌症后，我就打消了结婚的念头，看到父母带来的那点存款，我才知道，即便父亲没有得病，家里也给不了什么钱。
我至今还感激我的女友，虽然后来她最终无法承受这个重压。她是北京本地人，家境不错，我把父母接来让她和我一起过苦日子，当时她不但不抱怨，还尽力帮我安抚父母，学习如何照顾病人。只是偶尔，在3平米的地铺上，会流露出对未来的担忧。而我，只能拍着胸脯保证一个我也说不清的未来。
仅仅7天时间，那10万元就在医院消耗殆尽。我面临第一次无奈的选择。异地医保只能先垫付，然后回老家报销。父亲手术后即将化疗。医院给我计算的费用是一个疗程接近5万元，一年下来将近30万元。
这远远超出我的承受能力。我硬着头皮召集三兄弟的家庭会议。我主张“砸锅卖铁”救父亲。但老大、老二对每人10万元的方案没有接受意愿。老大直接表示没钱；老二讲了很多道理：第一，砸锅卖铁也救不了命；第二，钱都花了，母亲怎么办？
我确实无法回答老二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家庭会议的结果是：父母除了回老家，别无他法；我们兄弟仨每人拿出1万元，给父母作为报销前的过渡之用。大哥在北京打工，一个月只有4000元工资。后来我听他说，那次他向公司预支了两个月薪水。
但他们的态度让我难以释怀，很长一段时间，我看到两个亲兄弟就生气，他们对我也极为不满：我鲁莽且动辄拿“孝顺”、“养育之恩”说事，似乎三个人中只有我孝顺。而老大出钱的不痛快，我对他的不满远超出了对老二的意见。这愤怒再无法压抑时，我深深地伤害了他。
医生说，父亲是直肠癌晚期，即便做了手术，也只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带着父亲，跑遍了北京治疗直肠癌的医院，还去看了中医。老二甚至带着父母去了寺庙祈福。
2008年8月8日，我们搭乘最早的一班飞机回新疆。去机场的路上，我特意让司机绕道北四环。鸟巢在晨雾中只看得清轮廓，在父母心中，这是一个伟大的地方，为了他们开心，我也装得大惊小怪。
一直到2010年底，父亲化疗一个月、休息一个月，医院的病床和家里的床，成了父母生活的全部内容。每次我打电话回家，除了安慰父亲，就是和母亲讨论治疗费用。
给父亲用恩度作为靶向药物配合化疗，一天一针，一针500元，比它效果好的阿瓦斯汀，价格是它的10倍，我们用不起。即便如此，一个月疗程的费用也将近3万，父亲医保全年的报销额度不足18万，另外的费用要自己筹集。
父亲知道我们很难，他每隔一两个月便给我们找一些麻烦：比如抱怨护士扎针不好拒绝继续化疗，比如以医院“黑钱”为由拒绝住院。全家人用各自的方式勉强维持着治疗。
生活每天似乎都在填补一个没有尽头的窟窿。
2010年年中，我将父母再次接到北京做术后复查。这次一切按部就班。老大早已搬了出去，除了过年在家里见过几天，我们同在一个城市，却很少往来。只是偶尔在网上互致问候，我提醒他要给家里打电话，他提醒我少吃肉，注意健康。老二为方便看父母，也到北京工作，房子租在我的隔壁，但我们也是几天都不见一面。
这次父母只待了半个月，本打算第二次手术，但医生打开腹腔后，决定什么也不做，又缝合了。我知道这代表着彻底没救了，但依然向父母天花乱坠吹嘘着医生的乐观。
2010年底，化疗击垮了父亲的身体，由于高烧不退，化疗疗程被迫中止。肿瘤严重侵蚀身体，引发肛周囊肿。亲戚为父亲打了一把特殊的支架，除了2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洗手间成了父亲唯一的生活空间。
2011年除夕，距离父亲去世还有15天，这天医生电话告诉一个好消息：“恩度可以纳入医保了。”这绝对算是最好的新年礼物，大年初八，我父亲就可以暂时再住进医院，开始化疗。
我没有等到父亲住院便返回北京。整个新年父亲都没怎么吃东西，我走的那天早上，他特意陪我吃了饺子，我很久没见他这么好的胃口，给他倒了一杯红酒。后来医生说，那时父亲已再次肠梗阻了，不能进食。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医生来电，委婉地让我准备后事。前一天他还和我商量父亲的化疗方案。
2011年2月18日凌晨5点，我被母亲的电话吵醒：“你可要快点回来。”语气十分平静。我知道这一刻来临了。
6点开始，我便近乎疯狂地拨打各种飞机订票电话。一张票也买不到。那半天过得极为恍惚，像孩子一样哭着给母亲电话，哀求、谩骂航空公司的客服。绝望中，我给父亲发了一条短信：“我知道你已经看不见这条短信了，但我希望你能坚持，你的儿子一定回来！”
那天是我在这件事上最后一笔大的开销，我和妻子候补到两张头等舱的机票。总价超过一万。登机前一刻，我拨通了刚刚赶到医院的老二，但他告诉我说，父亲已经走了。
我没有忍住泪水，但还是努力稳定情绪，甚至品尝了头等舱的果盘，这是我第一次乘坐头等舱。
一些近两年都不常见的亲戚们，悉数到场，尽心尽力地安排后事，甚至显得母亲和我们三个兄弟有些多余。或许谁都知道，这件事情结束了。他们可以一次性释放情感，此时的父亲对任何人都不再是拖累，他是个好父亲、好兄长、好弟弟。
三天祭日之后，家里清净下来。老大老二什么都没说就返回了工作岗位。我决定把母亲接到北京来生活。那一个月里，母亲在家和自己说话，背诵毛主席语录，大声唱着她喜欢的歌曲。
接母亲到北京时，她正埋怨当地医生对她的误诊。由于此前两年操劳过度，母亲在这一个月里听力突然失聪。是的，照顾癌症病人的可怕辛劳，一直是母亲一个人在承受。
父亲的癌症，不但耗尽了全家所有积蓄，还让我们三兄弟负债累累。我们三兄弟各自在异地漂泊，都没有能力重新组织这个家庭。用母亲的话说，父亲去世的那一刻，家就已经散了。
今天，母亲跟着我当京漂，她经常独自哭泣，她认为给我添了麻烦。
老大和我在同一座城市，我们一年会见上两次面。老二远赴福建，每次到北京，总会客气地先打个电话，问住在家里是否方便。至于亲戚们，基本上不会有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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