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湖牧民南加的5个心愿
转自:青海湖边的南加
民间环境保护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信托”。被称之为环保人士的参与者们，固然为某个生灵而拼命自身的血汗，而被称之为“资助者”的社会公众，也都怀着美好的心愿而把自身的能量释放出来。双方之间是一种完全互信的关系。这关系不是购买，不是投资，不求回报，不求服务。大家一起往生态环境保护的方向用劲，甚至没有一点“让生态回报人类”的些许自私之心。生态不会报复，也同样不会“懂得”回报，生态自有其表达和呈现的方式，你可以违逆它，也可以顺应它。说到底，自然与人类之间，本来并没有那么多功利的互动，由此，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人，也首先需要除掉这些“功利的枷锁”。
青海湖边的牧民南加，和他的女儿白玛措、儿子桑杰一起，和他的邻居一起，和青海湖边所有在参与自愿环境保护的人一起，正在向我们诉说一个简单的真理：保护，只有心愿，没有目的。
（第一个心愿）“我想把邻居多杰的一千亩草场租下来，给普氏原羚用，至少可以让100普氏原羚安全生活”
南加新近买了一台皮卡，花了他10万多元。开着车，外表上似乎阔气了一些，可他的家底一下子就薄了。今后的日子怎么过，他多少有些焦虑。
他买这台皮卡不是为了做生意，更不是为了自己过开车瘾，他买这皮卡是为了给普氏原羚送“救命草”方便，也方便往沙地里种树时运载树苗等物品。1964年出生的南加，已经48岁了，他的体格看上去依旧健壮，脸色仍旧是高原人常见的那种“高原红”，但多少有些忧愁缠绕在心头。
南加的邻居多杰是无畜户，因此，多杰分到的1000亩草场，有时候就会被牲畜多的邻居转包走。青海湖东岸的草场，由于靠近中国最大的内陆湖边，海拔又不算太高，土壤相对肥沃，雨水和阳光也都比较照顾，每亩草原的“草料生产能力”比较高。别的地方，养一只羊可能需要15亩草场，这个地方，可能10亩就够了。但当地人除了牛羊没有太多的谋生出路，当生活进入一切需要用钱来支付的时候，如何让草场通过牛羊变成越来越多的钱，就成了当地牧民非常本能的追求。有的人家，1000亩草场，养上了三四百只羊。
所谓的三四百只羊，是按照母羊的数量来算的。你问牧民他有多少只羊，他告诉你的实际上是他羊群里的母羊数。羊这样的动物，公羊在群里占的数量很少。而羊羔，往往是每年都会被生出，都会被卖掉。以前社会上不吃羊羔肉的时候，一只羊要长到两三岁以上才会出售，体重怎么说也得超过100斤。现在，社会上大流行吃羊羔肉了，一只羊从冬天或者春天出生，到秋天就可能销售给来收羊的人，体重最多可能才80斤，少的可能才60斤。被收走后，会被集中到一个地方进行屠宰、分割、切片，分送进各种各样的菜市场，成了城市里的食羊者经常遇到的“草原羊羔肉”。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牧民告诉你说他有三百只羊，而你真的到他羊群里去挨个数，可能会数到四百只羊。这时候，你不要惊讶，因为到了年底，它们一定会回复为三百只。当然，年底的三百只与年初的三百只会略有不同，为了保持种群持续的繁殖和生产力，其中一些小的母羊羔会留下以备未来当母亲，一些老的大母羊会被淘汰——也就是卖掉。
草场养的羊太多，草场就退化得很厉害。草越来越少，越来越单一，沙子越来越多，网围栏越封越紧密，草原再恢复的可能性就越差。可有意思的是，大家都像看不到这个恶化趋势似的，反而想在草原妈妈临终前，拼命挤尽她的最后一滴奶——于是，草场主人养的羊，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虽然这样的草场上吃喝下来的羊，身体越来越瘦，得病越来越频繁，母亲掉羔、成羊掉膘、幼羊夭折的概率越来越高，但大家没有一个人肯撒手，哪怕松驰缓和一下，减少牛羊的数量，让草原喘口气；而由于将近二十年的草场承包到户政策，邻里之间全用铁丝网隔断开来，草原上原来混沌发展、互相救济、互相协作的精神也在慢慢淡化或者丧失。
养羊又确实是挣钱的。一只羔羊出栏时，少说能卖700元以上，而一只羯羊，也就是成年的羊出栏时，少说能卖1000元。如果一个人一年能出栏100只羊，就是10万元收入；能出栏200只羊，就是20万元收入。而养这些羊的成本不算太高，再加上剪羊毛还可获得的一点收入，如果经营得好，草原和牲畜能够保持基本的平衡，大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差。
想要养更多的羊，除了不顾一切地糟蹋自家的草场，拼命增多牲畜数量之外，还有一个办法，是转包别的无畜户的草场。草原承包到户之后，有人不愿意放牧，就到外地去打工或者去西宁做生意或者到湖东种羊场街上租个小门脸开饭馆、小卖店，分到他家的草场就可能闲下来。也有些人是因为遭遇了重大的天灾，牛羊全冻死了，一时半会恢复不过来。或者是因为沾上了赌博之类的恶习，把牛羊都输光，把草场也当给了别人。
总之，南加敏感地注意着周围邻居草场的变化，每看到有人草原在退化，他就想去劝说人家减少放养一些牲畜，哪怕为了未来长远打算，甚至想劝人家开始像他一样种树、植草、治沙、保护湿地，做一做草原生态恢复的工作。但由于无法给人家提供“生计替代”的新出路，劝告的话多少难以说出口。
但看到多杰的草场闲下来，而且马上很可能被别人的租走，他很是着急，他想出20000左右，把这片草场租下来。“如果租下来，至少可以让100只普氏原羚在里面安全地生活。草原是需要有牲畜的，但不能过多。如果年年都能够长期租用这1000亩草场，不仅仅可以让草原保持健康，也可以让普氏原羚得到一小块休养生息的地方，那么它们的种群就可能得到缓慢的恢复。”
可他买了皮卡之后，家里的钱不多了，如果要他自己出这笔钱，他有些拿不出来。他有些怅惋地数着日子，每一天都在担心草场被别人抢先租走了。他甚至想给多杰打电话，商量着先把草场租下来，再慢慢“分期付款”。可他知道，这很可能行不通。
（第二个心愿）我希望我的女儿白玛措能够有机会重新上学，像我的儿子桑杰一样，得到好的教育机会
南加的家，在青海共和县倒淌河镇，离青海湖东种羊场只有7公里。过去的人们老想改良牲畜，总嫌当地千万年来培养出来的物种这不好那不好，于是纷纷成立了良种场、改良场之类的“技术推广站”，结果，选育出来的品种不符合当地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有的肉质很好，但不耐寒；有的皮毛很好，但吃不惯当地的青草，只能舍饲。而当地的传统品种由于品种改良时的一些极端政策，经常被成批成批地彻底淘汰，导致想要恢复时，甚至无法找到足够强壮和丰富的基因量。
湖东种羊场也经历了各种社会变迁，目前面临艰难的转型。南加所在的“村子”原来曾经被种羊场“兼并”，后来种羊场濒临解体时，又把村子还给了当地牧民。
牧民的“村子”与农业化地区的村子颇为不同，它的聚落组成是极其分散的，大家在成千上万亩的草原上随意居处，需要时互相协助，不需要时就各自放牧。过去草场没分时，大家自由地在整个村庄权属范围内的草原上自由来往，草原一直保持得很健康，互相之间的关系也很亲睦纯洁。
1998年以前，南加还在青海一带到处做生意，收药材，也收天珠、玛瑙等贵重物品在不同的地区转手倒卖。后来他回到“村子”，专心地经营他家的草场和牛羊。而吸引他固守家乡的原因，是因为他想保护普氏原羚，他想恢复草场，他想保护湿地，他想把湖边散落的白色垃圾都拣光。
南加的女儿白玛措，今年19岁了，过去成天跟着他巡护普氏原羚，或者跟着他一起拣垃圾，或者跟着他一起种树，事情分摊了不少，上到小学4年级时，就没再去上学。现在有很多的时候，要不是在厨房里忙着熬茶煮肉，要不就是帮着收拾日益庞大的“家”。
站在南加的家门前，你会觉得他极其富有。他家不仅仅有个“保护站”，而且有一个由六排“普氏原羚救助房”构成的青海湖普氏原羚救助基地。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内，南加救护了8只普氏原羚和3只藏原羚，他的事迹被广泛传播后，得到了青海省林业厅有关部门的重视，有关部门出了200万元，在他家门前建造起了至少可以一次性救护10只普氏原羚的“救护房舍”，每个房舍前面都有将近两米高的金属围栏，围出了一片十多平米的空地。这样，一只普氏原羚万一被救下来，可以单独在一个足够安全又相对还比较宽广的“救护处”里慢慢地复原。
同时，南加还准备把救护基地作为公众宣传教育基地，因此，他家的房子外，又修起了另外一座房子，里面有十多个屋子，都还空着，有的准备当宿舍，有的准备当会议室，有的准备当科普室。
这些数量庞大的房子，都需要有人打理，都需要白玛措和她母亲的巧手去帮助维护。南加有时候，会感到力不从心；有时候，会感觉到对不起女儿和家人；有时候，会涌起让女儿重新去上学的愿望。
南加还有一个儿子，叫桑杰，桑杰马上就7岁了，他和姐姐一样，从小就跟着南加一起巡护普氏原羚，一起监测黑颈鹤，一起拣垃圾，一起种树。但南加这次是铁了心了，一定要坚持把儿子送去上学。
虽然上学比以前来得艰难了。青海和内蒙等地，正在推行“撤村并校”，人数少的地方，都不再建设学校，被公认为最适合牧区特点的“帐篷学校”，早已经消失了。“现代化”的先进学校统一盖在某一个大的城市的某个片区，形成一个巨大的“教学园区”。孩子们不管年纪多小，都要走很远的路，才得以上学。为了让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很多牧民家庭不得不专门派出父母中的一员，到“教学园区”附近去租房居住。这样的后果是家里少了劳动力，孩子们远离了家乡，夫妻得不到团圆，家庭为了求学而分裂。有不少家庭由于让孩子能够上学，父母不得不离异。
桑杰的上学可以勉强通过寄宿和皮卡的接送来解决，但白玛措如何再上学，却是很让人困扰的事。南加能想出来的办法，是尽快让这个青海湖边的公众环境教育基地尽快成形。这样，来这接受生态环境教育的人多了，白玛措跟着一起学习，应当也是可能的。
南加家的“保护站”前面的湿地上，有一片小小的铁丝网围起来的“气象监测点”，那是青海师范大学在这里设置的。几年来，青海师范大学有很多师生一直在这里进行生态系统方面的研究，吃住一度都依靠南加的“救护基地”来帮助解决。他们采了很多标本，他们承诺，把采到的植物标本赠送给南加一份，与南加一起共同建设一个“青海湖生态科普室”。而建设这个科普室的过程，白玛措完全可以多多参与，慢慢地提升文化水平。
有时候，南加觉得自己想清楚了，他的愧疚之心会下降一些，但有时候，南加仍旧没有看到真实的兑现的可能，他对女儿的愧疚之意，仍旧挥之不去，难以忘怀。
（第三个心愿）我想让曾经救护的普氏原羚“果周”恢复野性，也想告诉人们，救护一只野生动物，需要注意些什么
南加有时候也会担心，他不知道到2012年的9月份，桑杰会不会如愿去上学。
因为，桑杰有一个自幼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果周”，可能不会轻易让他离家。果周是一只雄性的普氏原羚。一直生活在南加的“后院”里，估计永远不会离开。
他在想这些事的时候，桑杰骑着小自行车，在保护站里到处乱闯。有时候他又把车子随意地停靠下来，去和小藏獒亲近。南加家里有三只藏獒，一只父亲，一只母亲，一只小宝宝。怕雄性藏獒在白天出来伤人，南加将它用链子拴在一个小桩子上。晚上，再把它们放出来。
草原过去是自由的，无论是人还是动物，无论是青草还是鸟类，无论是牛羊还是流水。但如今，短短二十多年间，南加所在的草原和中国所有牧民所在的草原一样，都有丧失自由气度的危险，因为，一堵一堵的网围栏，将草原分割成一小片又一小片，大家开始互相提防邻居，大家开始对野生动物闯入自家草场而备感生气，大家开始对草场与草场间的那些公用通道的宽窄而进行斤斤计较。
大家开始互相提防他人，避免遭受他人伤害；于是，大家也很自然地开始主动克制自己，避免伤害他人。而把藏獒原本可在草原上自由奔跑的藏獒拴起来，就是向草原这种私利泛滥的现状屈服的表现之一。藏獒是凶猛的，藏獒又是温驯的。它可以帮助主人看守牛羊，它也可以对来犯者进行坚决的抵御。
把藏獒拴起来，还是为了防范另外一件事，就是怕狗被偷走。草原上藏獒已经越来越少，它们大量的销售到了“藏獒园”，繁殖养育后，再卖到全国各地的藏獒爱好者中。这些藏獒爱好者们满足了想要豢养藏獒的种种“痴心妄想”，却永远剥夺了藏獒回归草原、回归牧民、回归牛羊、回归本性的机会。
桑杰没来得及去想藏獒的问题，这对南加是个问题，但对桑杰，却可能尚未成为问题。在他生活的世界里，仍旧有藏獒陪伴着共同成长。他经常过去搂着小藏獒，一起去探望它的父母；或者拿出一些食物，与小藏獒打闹嬉戏。
南加有时候会在湖东种羊场的小卖店里，买一些饼干。这饼干一买就是两盒，一盒给桑杰，一盒给“果周”。
“果周”是一只普氏原羚的名字，这是一只雄性的普氏原头羚，现在，它每天就生活在南加家的房子的后面，吃草，休息，闲望，但从来没想过离开。它可能不是依恋人类随时喂养给它的食物，它可能是舍不得这个家庭，尤其是舍不得一起长大的桑杰。
按照科学家的统计，普氏原羚可能已经濒临灭绝的边缘，种群数量最多1000只，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大体分成7个小群落。每年的11月份之后，普氏原羚进入繁殖期，强壮、优秀的雄性普氏原羚，会得到不少雌性普氏原羚的青睐。南加曾亲眼见过1只雄性带着20只雌性慢慢地在领地里吃草。这时候的雄性是非常警惕的，它要防止任何其他雄性的觊觎。有蹄类就是遵循这个规则，公认的强壮者、优秀者得到最多的繁殖后代的机会，而柔弱者、体虚者、愚笨者、残疾者则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彻底丧失了繁衍后代的可能。按照我们最善意的理解，这样有利于保持一个物种的健康和强大。
但这样的前提是普氏原羚的种群数量足够多，多到像五十年前有上百万只。这样，一只雄性普氏原羚繁殖出来的后代，就可以在庞大的种群队伍里稀释和交错，而不至于出现基因同质化，导致后代“近亲结婚”。
由于网围栏的影响，普氏原羚很难跑过狼的追击，因为它们还没有加速，就已经跑到了网围栏的边缘，不得不把速度降下来。此时，如果它们无法跃过一米多高的网围栏，它们要么挂死在网围栏上，要么就死在狼牙之下。
南加说，网围栏还有一个很多人没觉察的害处，是导致普氏原羚流产的概率大大提高。因为怀孕的普氏原羚身体加重，往常，它们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才可能跃过网围栏，到达另外一片草场。而一旦怀孕之后，尤其是马上要生产的时候，它们的体重负荷导致它们无法像过去那么“轻盈”，于是，笨重的身体就会被网围栏挂住，流产就会发生。“以前我望远镜没丢的时候，在每年的五六月份，普氏原羚的生产季节，我都可以看到不少网围栏上，有普氏原羚流产的痕迹和证据。我觉得这太令人痛心了。”
“果周”是南加救助的一只普氏原羚。它出生的时候妈妈就给狼吃了。南加此前巡护草原，救护小普氏原羚时，倒也简单，只要将其带回家，让山羊用奶喂它们，它们就会把山羊当成妈妈，晚上在家跟着吃奶和休息，白天跟着出去吃草，长大了自然也就养化了，自己回归普氏原羚群体了。可是果周很不幸，它被救出来的时候，正好山羊和绵羊的繁殖期已过，都处于“断奶期”，南加只好让它与自己的儿子桑杰一起“喂养”，一起长大。
两个小生命像兄弟那样缓缓地成长着。每一天都在互相嬉戏和互相思念中度过。只要桑杰不在身边，果周就急得不行。只要过一阵看不到果周，桑杰也急得不得了。著名环保组织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青海湖周边开展“乡村之眼”项目时，南加也得到了一个小的摄像机，拍摄自己看到的自然世界。他拍的就是桑杰与果周的故事，他给片子取的名字，就叫“兄弟”。
在屋里，听说我们想看一看果周，桑杰拿起一个盘子，放上几块饼干，出门时用手捂着，因为屋外风很大。他走到一个铁网门前，嗬嗬地呼唤着，那只长着两只小对角的雄性普氏原羚，应声而来。它看到我们与桑杰在一起，很不客气地直接冲下斜坡，用它头顶使劲地撞击铁门，发出巨大的声响。桑杰笑着说，它这是嫉妒了，它只想让我和它在一起。
南加很希望果周能够回到它自己的种群里去，而不要再和人类混在一起。虽然和桑杰在一起，会很快乐，但也会很孤独。9月份之后桑杰上小学了，到远方去寄宿，果周不可能跟着去。
“当年的保护前面的湿地，黑颈鹤来的就开始多了。我怕它们没有食物，因为当时很多人去湖里打鱼，鱼打光了，黑颈鹤就没吃的了。我怕它们饿着，就买鱼喂它们。后来我就有意识不喂了，因为，我怕它们离不开人类，丧失了自己的野性。一个物种丧失了野性，对它们是很不好的事情。”
（第四个心愿）我希望我的保护湿地、治理沙化的行动，能够让我的邻居们也跟着受益，因为，这里的环境不能再恶化下去了
2011年夏天，上海有个中学到南加的救护基地里做环境教育交流。中学生们到网上查找遥感卫星的图片资料，说青海湖水位在近百年以来，平均下降了13米，说这也是导致青海湖生态日益恶化的一个原因。
南加感觉没那么严重，或者更严重。他颇为忧虑地这样说：
我从小在湖边长大，水位的变化与我小时候不算太大，这两年甚至有所升高。我不担心下降，因为下降有可能是正常的，符合当前的基本自然规律。而重新升高，也许不是正常的。这可能意味着，周围冰川上的雪水融化加快。冰川融化的那几年，当时会有大量的水进入湖区，抬高水位，但冰川融化光了之后，再也吸附不了水和云气了，山一旦干涸，冰川一旦消失，那么，未来一定干旱得更严重。一旦干旱发生，未来，青海湖水位将迅速降下。
对于南加来说，救护普氏原羚的故事虽然被传播得甚广，但他觉得这是所有生态保护中最容易做的事情。平素只需要多放眼去望一望这个与人类共生存在一起草场上的生灵，有望远镜时拿望远镜去监测，产羔期时骑着摩托车去巡护，没草时用摩托车驮点草去给它们喂点食，遇上受伤的或者没有了母亲的小崽，将它们带回来救护……这一切工作，都很容易，很简单。
困难的其实是草原的恢复和湿地的保护，更难的是已经消化的草地的恢复。
南加家的边上，有一眼泉水，青海湖边的草场上，本来有很多这样的泉水。面积宽广的草原，以及草原上的各种草，你完全可以把它们理解为一个“集雨工程”。它们用尽所有的可能吸附空气中的水分子，让它们汇聚到脚下的土地中，然后集聚到一处，形成泉水，源源不断地溢出。
当年不分草场时，牧民按照草场的水源情况，精心而随意地划分着冬春草场和夏秋草场。当年分草场后，每家都必须分到水源，否则，牛羊要上人家的围栏里去喝水，时间长了，次数多了，肯定会引发冲突。有泉水的地方，就会形成一片湿地。如果湿地保护得不好，泉水即使不枯竭，也很可能只流上一小段路途，就消亡夭折了。
而南加的“湿地”已经恢复到了“历史最好水平”。这是一个比他老得多的牧民告诉他的。他的湿地里草样丰富，每一种草都长势良好。黄头鹡鸰、普通燕鸥、渔鸥等时常过来光顾，寻找觅食的良机。南加每一年都会买上一大批河柳——它的学名很可能是黄柳，种植到湿地里，让它们慢慢地生长起来。
“湿地和草原恢复的秘诀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尽量控制牲畜的数量，同时，注意减少它们在一片草场呆的时间，让它们在一个地方吃草不要吃得太长。这样，草能够被牛羊吃，而保持着草的基本活性。但又不会被吃得损伤惨重，无法复原。我这两年把我的羊只大量出栏，就是为了控制牲畜数量，现在，我的羊才90只左右，牛也只剩下3、4头——仅够用来挤点奶。它们怎么吃，都不会对我的草场形成破坏了。虽然，这样的后果是，我每年收入的钱，会大大减少。”
虽然收入在下降，但南加植树种草的热情却比以前更高。每一年的春天，南加都要大量地植树种草。南加除了自家分到的1000来亩草场，他在二十来年前，还自发地把一片村里的“公共沙地”——沙化了很多年，一直无人去治理——用网围栏围了起来。这片地也有将近1000亩。
在他20年的持续治理下，这片地已经有望重新恢复草场的生机。南加恢复的办法倒也简单：
先种下我们当地一种根系非常长的植物，汉语不知道叫什么，我们安多藏话的名字是叫“席瓦”。这种植物种下去后，表面上你看不出来，但你扒开沙子一看，到处都是它的根。这是一种矮矮的像草又像树的植物，根能长十多米长。然后，我们再种上草，它就有可能长起来了。
然后再种树。树也到处都是，比如前面的那座“黑山”，山上长着一种植物叫黑刺，我秋天去把它的种籽撸来，撒在沙地里，它们慢慢就能长出来。又比如这种香柏树，它贴着地生长，繁殖得很快，我把它们繁殖得很好的一片，挖出一些草木来，种植到另外一片沙地上，它们也能够很快地蔓延开来。有时候我还尝试种杨树，因为过去，这个地方就长着大片大片的天然杨树林。过去能够长，现在应当也能够长。我们这边又在环青海湖的转经路上，我在这沙地里修了几座香炉和砖塔，转经朝圣的人们，就会把羊毛系在树树上，给这些树“放生”。这样，这片地区成为一个有神灵的地方，将来恢复好了之后，大家也就不容易来破坏了。
南加非常盼望社会上有更多的人一起到青海湖边保护湿地，治理退化沙地。“我的一个很大的心愿，是盼望我们的邻居们，能够一起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别让生态再恶化下去。也知道他们心里的想什么。我自己尝试着这样做保护可以，但如果让他们减少牛羊，丧失收入做保护，可能就不行。我希望有一种办法，能够让我们的邻居们既做了保护，又不至于减少收入。比如我可以做一个网站，在春天时号召大家一起来植树。我这边和邻居们说好，大家可把树种到他们退化的草场上，长大后树都归他们，还给他们一定的树木保护费用。这样，也许就会比较行得通。不过，我不太会用电脑，我希望能够很快学会它；我也盼望自己有一台笔记本电脑，随时可以把我们的保护心愿传播出去。”
（第五个心愿）我希望青海湖边永远没有白色垃圾污染
南加的一个屋子里，拉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青海湖周边地区白色垃圾清理研讨会”。南加为此想成立一个自愿环境保护组织，此前，他向青海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提出了申请，已经快被批准了。最近，青海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被并入了“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成为其一个负责保护的处室，没有了过去的“挂靠权”，只能向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再提出申请，并等候其批准。
但捡垃圾这样的行为，不需要批准。南加年年都在做。南加说：“青海湖边，居民很多，游客很多，转经的人也很多，加上举办公路自行车赛啊什么的活动，垃圾扔得到处都是。有些会挂在树枝上，有些会被风沙掩埋起来一部分，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去捡垃圾。”过去我没有皮卡的时候，就用摩托车拉。摩托车在沙地里费得很，几乎一年就要用掉一辆摩托车——当然，不仅仅是用来捡垃圾，还包括用来做普氏原羚巡护，给普氏原羚送草，也包括用来放放牛羊什么的。
这种白色垃圾，没有别的处理办法，有人说烧了污染也很严重，但比起乱扔乱堆来说，污染总是低了许多。有些塑料会被牛羊吃进肚子里，有的甚至会被鸟类吃进去，直接导致它们死去。即使没被吃进去，它们飘浮在湖面上，或者在风中到处飞，确实也很难看。
南加的邻居们也加入了捡白色垃圾的队伍，甚至整个青海湖边的“原住民”们，也在联络起来，每年定期共同为青海湖清理白色污染。南加相信，大家都很爱惜自己生活的环境，大家都愿意为保护环境付出自己的力量。成立自愿协会会让我们做得更顺畅一点，但即使不成立，大家该做的事情，还是会去做。
南加想做的事还有很多，他的脑子里经常冒出许多的心愿。他现在想彻底地转为一个“专职的环保人士”，他想到全国各地去接触更多经验和培训以开阔眼界，他想向一些基金会筹集资源，他更想以保护站为基础，以青海湖和西宁为中心，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公众环境教育基地。
“其实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懂得利用网络的人，把我们的需求和活动传播出去，吸引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一年到头都有事可做，只要安排合理，每天接待个二三十人，根本没有问题。大家一起来这里，把这个地方共同建设起来。一二月份，可以欣赏青海湖冬天的风光，一起巡护普氏原状，一起到牧民家里进行环境交流；三四月份是种树的时节；五六月份可以监测普氏原羚的繁殖情况；七八月份可带大家去看雪鸡和雪莲花，还可观察黑颈鹤的繁殖，可以一起绕着青海湖捡垃圾；九十月份，可以开始割草，十一十二月份，可以观察、监测普氏原羚求偶。我们能做的事太多了。只要有利于青海湖的环境保护，事事都是我的心愿。”
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儿子小桑杰坐在地上，突然唱起他自编词自创曲的歌，译成汉族，大概是这个样子：
白色污染清理行动，保护环境快快乐乐的多好。那样的感觉是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保护草原、小普氏原羚——那个我爸爸带过来的。和我自己一样啊。多好啊。他身体不好，他身体不好的话，他就喜欢吃药，他喜欢喝水，我们吃吃什么他就吃什么。那个普氏原羚，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的名字叫“果周”。我爸爸是一个保护环境的人，我爸爸保护普氏原羚。我俩吃什么爸就买什么。保护普氏原羚拍拍手，我是个小保护家。谢谢大家。
（201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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